本网讯 具腾讯网报道：已经半年了，跑了多个部门，找了无数人，临泉县村民韦桂英还是没有搞清楚，自己是如何“背了”12年贷款的？

    2012年11月，韦桂英与丈夫来到合肥买房，在向银行申请房贷时，却被告知其12年前在老家贷了款，一直未还，所以，产生了不良信用记录，无法贷款。哪儿来的贷款？韦桂英一下子愣住了。她返回老家查询，结果却吓她一跳：2000年，有人冒用她的个人信息在银行申请了2500元的扶贫贷款，而在临泉县像她这样莫名“被贷款”的村民，远远不止她一个。

    农民莫名背上贷款12年

    “要不是贷款买房，我们可能永远都不知道自己背上了贷款。”4月3日，在向记者回忆起事情的原委时，31岁的韦桂英不禁感叹道。韦桂英是临泉县单桥镇周庄村的村民，多年前，她与同村青年陈伟结了婚，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婚后，夫妇俩都外出打拼。2012年下半年，已经积累了一定经济实力的夫妇俩准备在合肥买房安家。

    “我们是找中介买二手房，购房合同都签了，谁想到在贷款时出现了意外。”韦桂英的丈夫陈伟说，在向银行申请贷款时，银行告诉他们，韦桂英在2000年9月份向当地的一家银行贷款2500元，12年来，贷款一分未还，所以产生了不良信用记录，无法再次贷款。

    “这绝不可能，我从来没有贷过款！”疑惑的韦桂英夫妇连忙赶回老家的银行查询，结果显示确实是她在2000年贷款了。“我那年才21岁，在广州打工，家里条件还可以，怎么可能去贷款，何况我也从来没见过那笔钱。”韦桂英说，银行告诉她那是扶贫贷款并给她出示了贷款合同与凭证，她发现那上面的签名根本就不是她亲手写的，“我就从来没有见过那合同。”此时，韦桂英十分肯定有人冒用了她的信息去银行贷款。

    为了消除不良记录，她与丈夫跑了多个部门，都无法消除。因为急于买房，夫妇干脆还掉了贷款本息，一共4200元。可是还掉之后，还是贷不了款。这时，已经签了购房合同的韦桂英夫妇不得不支付了近两万元的违约金。

    担保人压根就没担保过

    莫名被贷款事件发生后，韦桂英夫妇也一直在调查到底是谁冒用了她的名字。陈伟说，他多次去临泉县当年放款的那家银行，工作人员告诉他，妻子的身份确实被冒用了，当初可能是村干部拿着身份信息去申请的。

    4月3日，本网记者看到了银行出示的韦桂英当年的贷款合同与凭证，上面显示，韦桂英从当地一家银行贷款2500元，利率为2.5‰,贷款时间为2000年9月1日至2001年9月1日，贷款用途是种植。记者比对了贷款凭证与贷款合同上的签名，其中凭证上韦桂英的签名字体端正，而合同上则潦草不堪，明显不是同一个人的笔迹。
同时，记者注意到，在贷款合同上，担保人一栏印有5个人的私章，韦桂英说这里面有3个是同村的，其余的两个人她压根就没听说过。为了证实韦桂英是否真的贷过款，4月3日，记者到单桥镇周庄村寻找其中的3名担保人：代学忠、屈良夫、邢利才。代学忠、屈良夫都已外出打工，代学忠的妻子告诉记者，丈夫60多岁，不识字，是个老实的农民，根本就没给人担保过。在邢利才家，记者见到了他，这位身材矮小皮肤黝黑的农民也不识字，记者将所有担保人名字放在他眼前，他认不出哪一个是自己的，“我从来没给啥人担保过，也没刻过私章。”邢利才觉得自己是被人“冤枉”了。

    通过调查，记者发现这3名担保人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不识字、年纪大，而且都是村民公认的老实人。

  
    “被贷款”的情况在临泉并非个例

    贷款人不知情，担保人也是莫名被担保，那么这贷款究竟是怎么放下来的？4月3日上午，记者跟随陈伟前往临泉县当年发放贷款的银行。在该银行委托资产管理部，工作人员听完陈伟反映的情况后，在系统中输入了陈伟的姓名进行查询。记者看到，查询结果显示，全县共有五、六个叫陈伟的人，都存在拖欠贷款的情况。这些人是否也同样是在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被贷了款，暂时还不得而知。

    “近三年，我们遇到跟你一样情况的就有30多人，在还清欠款后，银行给他们出具了‘非恶意欠款’的证明，都贷到了款。”工作人员表现出一种司空见惯的态度，甚至还反问陈伟，“怎么别人拿着证明在北京、上海、西安、厦门都能贷到款，就你不行？”

    据该工作人员介绍，临泉县的扶贫贷款政策是在1997至2001年期间，当时很多人都“被贷款”，因为至今没人找他们要钱，所以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这事。“1999年之前不需要登记身份证，因此在信用系统里不会有不良记录。你老婆这批贷款是2000年，登记了身份证，所以会有不良记录。”工作人员直言不讳的告诉陈伟。

    记者还从银行工作人员处得知，临泉县以个人名义申请的扶贫贷款总额达到了7000万，但有记录可查的却不足4000万。如果按照平均每人贷款3000元计算，就有2.33万人。在这2.33万人中，有多少是和韦桂英一样遭遇的人，目前我们还不得而知。

    知情人爆料是政府压着银行办贷款

    4月3日，该银行内部的知情人士告诉记者，乡镇干部假借农民信息申请扶贫贷款的行为在1997年就已存在。1998年担保法实施后，贷款申请人和担保人需要提供身份证复印件，1999和2000年办理扶贫贷款的时候，银行的工作人员直接带着复印机到乡镇现场办理，“大队干部手里拿着大把的身份证去登记，根本没有农民本人到场”。担保人的私章也是造假的，“这种私章5毛钱一个，随便刻”。

    农民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信息被人拿去贷款，更不会见到贷下来的钱。那么这笔钱哪去了呢？该知情人士透露，银行将现金一把交给了乡镇，是大队和镇政府拿走了。“80%都被挪用了，用于归还乡镇的行政贷款或者用于发放工资，还有的可能装进了个人的腰包”。

    银行另一位知情人士坦言，银行当年在信贷方面确实不规范，但主要责任应归咎于当时县里压着银行必须放贷。据他回忆称，“当时一位县领导曾在一次会议上拍着桌子呵斥道，我管不住你银行的人，还管不住你银行的门吗？”知情人说，县领导的意思是银行如果不放贷，就“停水停电让银行无法正常办公”。

    时任镇党委书记称是种粮大户拿他人身份贷款

    4月3日，记者前往韦桂英所在的单桥镇政府，该镇的副镇长牛永贵称，自己来的时间很短，不知道此事。该镇镇长郭军也说对此不知情。

    4月3日，记者找到了2000年担任单桥镇党委书记的牛林，据他介绍，当时，单桥镇是全省农业结构调整的典型，镇里鼓励一些承包大户发展现代农业，搞规模经营，但是镇里没钱，支持不了承包户，当时正好有扶贫贷款的政策，镇里就争取了一定的贷款指标，给那些承包大户发展经营，可是政策上规定一户贷款的数额有限，所以需要数额较大的承包大户就需要拿别的人身份信息去贷款，他们就必须去找身份证。至于承包大户从哪儿来的身份证，他无从得知。

    不过，牛林承认当时政府也知道一些承包大户用了别人身份证贷款，但是出于发展地方经济，“必须要走这种渠道”。贷款所得的钱也全部由承包户拿走，政府分文未取，只是从中起到引导作用。对于当年的具体操作，牛林称自己并不清楚，“当年具体经办的副镇长已经去世，那些承包大户有的去世了，有的已不在本地，很难找得到了”。

    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临泉县仅此一家银行贷出的扶贫贷款中，有6.23亿元已从银行的负债资产中剥离，其中有多少扶贫贷款流入了“黑洞”，有待各方面予以追查。到底是谁在冒用了农民的信息办贷款？这笔钱到底流向了何处？农民莫名的不良信用记录又该由谁来买单？本网将继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