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经济文化可以形成文化资本,是人力资本的一部分,也是投资的结果。虽然现代经济文化的投资收益高于贫困文化投资,但是,由于经济文化投资的互补性,贫困文化投资却成了农民的理性选择,从而在农村形成了贫困文化陷阱。我国现行的财政惠农政策在促进农业发展和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贫困文化,甚至还使农民更深地陷入到了贫困文化陷阱。调整财政政策,促进农村经济文化的转变,才是实现农村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
[关键词]贫困文化 经济文化投资 财政惠农政策
在经济发展中,人的作用最为重要。人必须具有发展生产的心向,他的生产能力才能得到发挥,各种生产要素才能得到利用。经济文化,是指那些对人的经济活动具有影响的信念、态度和价值观,它决定了人的心向和行为,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近年来,为了消除贫困和增加农民收入,我国政府不断加大了对农村地区的财政投入。但是,由于历史条件和现实状况的影响,在偏远农村已经形成了一种不利于现代经济发展的经济文化,即贫困文化。这种经济文化世代相传,深刻的影响着农民的经济行为,使他们一直处于贫困状态。因此,单纯通过财政政策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并不能从根本上增强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如何转变农村的贫困文化,才是促进农村经济持续发展,并最终解决贫困问题的关键。
一、文献综述
虽然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受到越来越多经济学家的重视,但是文化研究一直没有融入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塞缪尔·亨廷顿和劳伦斯·哈里森(SamuelP·Huntington, Lawrence E·Hamison)认为,文化是人力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它难以计量,所以很多经济学家一直不愿意进行文化研究。经济学研究的文化因素可以称为经济文化,是指那些对个人、单位及其他机构的经济活动有影响的信念、态度和价值观。经济文化是不容易改变的,但也不是一成不变。某些地区的经济文化不利于经济发展,这是由这些地区流行的思想和范式,以及以往和现今的微观经济背景所决定的[1]P39。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贫困归因于贫困人口的懒惰和愚蠢,由历史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经济文化可能是贫困产生的根本原因。
德布拉吉·瑞(DebrajRay, 2002)研究了人的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所形成的社会准则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他认为,在一个传统社会中,首先进行观念创新的人可能会被社会所鄙视,甚至会受到社会的惩罚。因此,由特定历史条件所形成的已经过时的观念,可能会成为经济发展的阻碍[2]P141。对于这种阻碍经济发展的已经过时的观念,艾利森·戴维(DavisAllison)称其为贫困文化。他认为,贫困文化是穷人在长期贫困生活中形成的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体系。作为一种有别于主流文化的亚文化,贫困文化在贫困人群中世代相传,使贫困本身得以维持和繁衍[3]。同样,刘易斯(OscarLewis, 1966)也认为,贫困文化是一种基本态度和价值观念,是穷人所共有的有别于主流文化的一种生活方式。贫困文化是穷人对其边缘地位的适应或反应,它一旦形成,就必然趋于永恒[4]。贫困与农村经济发展一直是我国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所以我国经济学者也对贫困文化进行了分析。方晓玲(2004)认为,贫困文化是现代社会中的一种亚文化现象,是贫困阶层在特定家庭背景及生存环境下所表现出的有别于主流文化的价值观、行为方式、主观心理感受等非物质形式[5]。秦玉友(2005)将贫困文化的特征归结为五个方面:闭塞的文化生活,保守的生产观念,懒惰的人生态度,早婚早育、多子多福和重男轻女的婚育观念以及安土重迁和消极等待的心态[6]。王兆萍(2004)认为,上述对于贫困文化的理解都是不准确的。因循守旧、听天由命、安于现状、知足常乐、消极等待、恪守传统等等并不是贫困人口所特有的观念,所以这些都不是贫困文化的核心本质。我国农村贫困文化的本质特征是土地至上。正是基于“土地是至关重要的”这一基本假设,才孕育并生发出了与土地密切相关的文化现象。只要一个人长期固守“土地至上观”,并以此支配其各种行为和生活方式,那么他势必就会陷入贫困状态。所以说,处于贫困状态的人,不一定都是因贫困文化而致贫,但是具有贫困文化的人,一定都是贫困人口[7]。
消除贫困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一直是我国财政政策的重要目标。肖桂云和程贵铭(2000)回顾了我国政府治理农村贫困的历史过程,分析了我国反贫困战略的选择。我国政府的反贫困战略经历了由直接“输血”向培养“造血功能”的转变,取得了巨大成效[8]。但是,我国贫困人口的基数仍然很大,农村的扶贫增收工作还远没有完成。2007年,按照我国现行的低收入标准计算,我国的贫困人口总数为8517万人。如果按照国际贫困标准计算,我国的贫困人口总数还会更大,可以达到1亿多人[9]。赵秋喜(2003)认为,如果农民的贫困现状长期得不到改善,他们就会形成自己消极的亚文化,并通过世代影响使贫困现象长期持续[10]。
综上所述,作为一种经济文化,农村贫困文化是投资的结果,其核心本质是土地至上和安土重迁,表现为农民所具有的各种传统信念和价值观。在我国,贫困文化制约了农民的经济活动,是农民致贫的重要原因,已经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我国政府为了促进农业发展和增加农民收入,对农村经济发展实施了一系列的财政扶持政策。这些政策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的农业发展,减少了贫困人口,但是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贫困文化。我国经济学者研究了贫困文化的本质和含义,强调了转变贫困文化对于农村经济发展和消除贫困的重要作用,但是对于这一转变的机制和途径还缺乏更为细致的分析。
二、经济文化投资的模型分析
借鉴塞缪尔·亨廷顿和劳伦斯·哈里森(SamuelP·Huntington, Lawrence E·Hamison)的分析,我们将经济文化分为两种类型,即现代经济文化和贫困文化①。经济文化可以形成人们的文化资本,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一项重要内容。经济个体将根据不同类型经济文化投资的成本收益对比来做出自己的投资决策。
(一)经济文化的投资成本
经济文化的投资成本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经济成本,二是心理成本。首先,一种经济文化的形成需要经济上的投入,所以具有经济成本。经济个体要想获得某种信念和价值观,就需要与他人进行交流和信息传递。这种交流和信息传递可以通过教育和迁徙活动,也可以通过电话、报纸、电视等信息媒介来进行。所有这些途径都需要经济投入,这就形成了经济文化投资的经济成本,表示为C1。其次,一种经济文化的形成会对经济个体产生心理上的冲击,所以具有心理成本。一方面,经济个体接受某种信念和价值观,必然会对他的原有认识产生冲击,这就产生了内生的心理成本,表示为c1。另一方面,经济个体接受某种信念和价值观,可能会受到他人的鄙视和指责,从而产生外生的心理成本,表示为c2。由此,经济文化投资的心理成本C2由两部分组成,即内生的心理成本c1和外生的心理成本c2, C2=c1+c2。这样,经济成本C1和心理成本C2就构成了经济文化投资的总成本C, C=C1+C2。
由于不同经济个体的经济文化投资具有互补性,所以经济文化的投资成本会随着其信仰人数的变化而变化。首先,经济文化投资的经济成本C1会随着其信仰人数N的增加而降低。这是因为,信仰某种信念和价值观的人越多,经济个体就越容易获得这种信念和价值观。一方面,这种经济文化的教育成本会降低而教育成效会提高①。另一方面,经济个体不必再通过大规模的迁徙活动来获取这种经济文化,传递这种经济文化的信息媒介也会相应增加。这都会降低经济文化投资的经济成本C1。其次,经济文化投资的心理成本C2也会随着其信仰人数N的增加而降低。一方面,信仰某种经济文化的人越多,经济个体接受这种经济文化所受到的鄙视和指责就越少,从而外生的心理成本c2也就越小。另一方面,经济文化投资的内生心理成本c1不会跟随N的变化而改变②。所以,经济文化投资的心理成本C2会随着其信仰人数N的增加而降低。由此可见,经济文化投资的总成本C会随着其信仰人数N的增加而降低,如图1所示,经济文化投资的成本曲线L1是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
(二)经济文化的投资收益
经济文化投资可以形成投资主体的文化资本,所以可以带来收益。经济文化的投资收益同样可以分为两部分,即经济收益和心理收益。首先,经济文化投资具有经济收益R。经济文化决定了经济个体的经济行为,从而可以带来经济收益。例如:贫困文化可以使农民坚守土地至上的信念,使他们沿袭传统的生产方式,由此可以产生经济收益R1。现代经济文化可以使农民的思想更加开放,使他们更具有创新精神,从而可以产生经济收益R2。很明显,由于传统生产方式的经济收益低于现代生产方式,所以必有R1
与投资成本相似,经济文化的投资收益也会随着其信仰人数N的变化而变化。首先,如果某种经济文化的信仰人数增加,那么人们的经济活动就将趋于一致。这会形成经济生产的集聚效应,带来社会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会增加经济收益R。其次,经济文化的信仰人数增加,还可以提高经济文化投资的心理收益。这是因为,一方面,如果某种经济文化的信仰人数增加,那么经济个体形成这种经济文化会获得更大的自豪感和成就感,所以内生的心理收益M1就会增加。另一方面,某种经济文化的信仰人数越多,经济个体形成这种经济文化所受到的社会尊重和敬仰就越多,所以外生的心理收益M2也会增加。由此可见,经济文化的投资收益W会随着其信仰人数N的增加而增加,如图1所示,经济文化投资的收益曲线L2是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
(三)经济文化的投资决策
根据上述分析,经济文化的形成是投资的结果,经济文化投资既有成本又有收益,经济个体将根据自己的成本收益分析做出投资决策。如图1所示,假设某种经济文化投资的成本曲线和收益曲线分别为L1和L2。那么,当这种经济文化的信仰人数为N2时(N2>N1), L2高于L1,经济个体投资于这种经济文化就是理性的选择。相反,当这种经济文化的信仰人数为N3时(N3
三、贫困文化陷阱的形成
长期以来,在我国偏远的农村地区已经形成了一种有别于现代经济文化的亚文化,即贫困文化。贫困文化严重束缚了农民的经济活动,已经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我国现行的财政惠农政策有效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但是却没有在这些地区建立起现代经济文化。在很多农村地区,农民依然世代投资于贫困文化,贫困文化已经成为他们的经济文化投资陷阱。为了简化分析,我们假设现代经济文化与贫困文化具有相同的投资成本曲线①,如图2所示, L1是两种经济文化投资共同的成本曲线。根据前文分析,由于现代经济文化投资的经济收益R2大于贫困文化投资的经济收益R1,所以,在图2中,现代经济文化投资的收益曲线L3要高于贫困文化投资的收益曲线L4②。显然,当现代经济文化与贫困文化的信仰人数相同时,农民投资于现代经济文化可以获得更多的收益,所以现代经济文化投资将是农民的理性选择。但是,受到历史条件和现实状况的影响,在很多农村地区,贫困文化已经成为主流的经济文化,其信仰人数占有绝对优势,那么投资于现代经济文化就将不再是农民的最佳选择。如图2所示,假设信仰贫困文化的农民人数较多,为N4。那么,贫困文化投资的净收益就为W1。这时,贫困文化投资的收益曲线L4在其成本曲线L1的上方,所以W1是一个正值。相反,假设信仰现代经济文化的农民人数较少,为N3(N3<
由此可见,由于不同经济个体的经济文化投资具有互补性,所以经济文化的投资成本会随着其信仰人数的增加而降低,经济文化投资的成本曲线是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这样,虽然对于全体农民来说,投资于现代经济文化可以获得更多收益,但是贫困文化投资却成了农民个体的理性选择。所以,在农村地区就形成了贫困文化陷阱,农民将无法自觉的脱离贫困文化的束缚。改变两种经济文化投资的成本收益对比,使现代经济文化投资的净收益高于贫困文化投资,从而让现代经济文化投资成为农民的理性选择,才是从根本上改变农村贫困文化的有效途径。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政府的财政政策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四、财政惠农政策的经济绩效
近年来,我国政府为了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不断加大了对农村的财政扶持力度。从增加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到涉农税收减免,再到农民教育投资的扩大,政府所采取的财政优惠政策越来越多。这些政策有效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减少了贫困人口,但是却没有改变农村的经济文化,甚至还使农民更深地陷入到了贫困文化陷阱,农村经济发展仍然缺乏内在的持久动力。下面我们将以我国的几项财政惠农政策为例, 来分析财政政策对转变农村经济文化的作用。
(一)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教育的财政支出
在这里,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支出,主要是指为改善农村的交通、电力和通讯设施而增加的财政支出。这些支出减少了农民的迁徙费用,降低了他们的信息交流成本,因此可以降低经济文化投资的经济成本。另外,对农村教育的财政支出也降低了农民的经济文化投资成本。特别是对于信仰人数较少的现代经济文化投资,其成本降低的更为显著。这是因为,现代经济文化的信仰人数较少,其投资需要更多的迁徙活动和信息交流,也需要更高的教育投入,所以经济成本较高①。如果上述财政支出可以同比例地减少农民的这些经济支出,那么,由于现代经济文化投资的经济成本较高,所以其成本与贫困文化投资相比必然会降低较多。因此,在图3中,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教育的财政支出,会使得两种经济文化投资共同的成本曲线沿逆时针方向旋转,由L1旋转到L5。这时,与贫困文化投资的净收益相比,现代经济文化投资的净收益会增加更多。当贫困文化的信仰人数为N4时,上述财政支出会使贫困文化投资的净收益增加W3。与此同时,如果现代经济文化的信仰人数为N5,那么其投资的净收益会增加W4。显然,由于W4>W3,所以上述财政支出将有利于农村地区经济文化的转变。
(二)对农田水利建设的财政支出、涉农税收减免和农业支持补贴
对农田水利建设的财政支出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提高了农业生产的经济收益。同时,涉农税收减免和农业支持补贴也直接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增加了农业生产的经济收益。由于贫困文化的核心本质是土地至上和安土重迁,所以农业生产收益的增加必然会加强农民对土地的眷恋,提高贫困文化投资的经济收益,从而会强化农民的贫困文化投资决策。因此,上述财政惠农政策将不利于农村贫困文化的转变。
如图4所示,假设贫困文化的信仰人数为N4,上述财政惠农政策使贫困文化投资的收益曲线由L4向上平移到L6,那么贫困文化投资的净收益就会由W3增加到W5。这时,现代经济文化投资的净收益不变,为W4。由于W5>W3>W4,所以上述财政惠农政策扩大了两种经济文化投资的净收益差距,使贫困文化投资更为有利,从而让农民更深的陷入到了贫困文化陷阱。
(三)对农民的务工经商活动和乡镇企业的财政优惠农民脱离土地而从事非农产业生产,是对传统信念和价值观的改变,也是现代经济文化的体现。我国政府对于农民的务工经商活动和乡镇企业也提供了相应的财政优惠政策。但是,与前文所述的财政惠农政策相比,这些优惠政策在数量和程度上都比较低。首先,对乡镇企业的财政税收优惠政策仍然是沿用了1994年的相关规定。虽然近年来政府又给予了乡镇企业一些其他不同程度的财政优惠,但总体幅度变化不大。其次,对农民务工经商活动的财政优惠政策较少,甚至还存在较严重的乱收费现象。以上两个方面的因素都阻碍了现代经济文化投资的收益增长,所以也阻碍了农村地区经济文化的转变。如图4所示,如果现代经济文化投资的收益不变或者是增加较少,那么曲线L3也就不变或者是向上略微平移。这将使现代经济文化投资的净收益不变或者是稍有增加,农村的贫困文化将很难得到改变。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经济文化是投资的结果,可以形成文化资本,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在我国,转变农村的贫困文化是彻底消除贫困、实现农村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由于不同经济个体的经济文化投资具有互补性,所以经济文化的投资成本会随着其信仰人数的增加而降低。相反,它的投资收益将随着信仰人数的增加而上升。由此,贫困文化投资就成了农民的理性选择,从而在农村形成了贫困文化陷阱。
近年来,我国政府对农村地区采取了多种财政优惠政策,不断加大了对农村的财政投入。这有效地促进了农业发展,增加了农民收入,对减少我国的贫困人口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这些财政政策没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贫困文化,甚至还使农民更深地陷入到了贫困文化陷阱。调整财政政策,促进农村经济文化的转变,在农村地区建立起现代经济文化,才能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永久的内在动力。首先,要继续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教育的财政支出。这可以降低经济文化的投资成本,特别是可以更大程度上降低现代经济文化的投资成本,从而使经济文化投资的成本曲线进一步向逆时针方向旋转。这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还可以促进农村经济文化的转变。其次,要对农民的务工经商活动和乡镇企业提供更多更大的财政优惠。这些政策,一方面可以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还可以增加现代经济文化的投资收益,使现代经济文化投资的收益曲线向上平移,从而也会促进农村经济文化的转变。
参考文献:
[1]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M]·北京: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 2001.
[2]德布拉吉瑞·发展经济学[M]·陶然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3] L·Richard Della Fave·The Culture ofPovertyRevisited: A Strategy forResearch [J]·SocialProblems, 1974, (5): 609-621.
[4] LewisOscar·The Culture ofPoverty [J]·ScientificAmerican, 1966, (4): 19-25.
[5]方晓玲·论城市流动人口的贫困文化[J]·青年研究, 2004, (6): 1-7.
[6]秦玉友·贫困文化改造取向中的基础教育改革研究与反思[J]·教育理论与实践, 2005, (9): 13-16.
[7]王兆萍·解读贫困文化的本质特征[J]·中州学刊, 2004, (6): 173-176.
[8]肖桂云,程贵铭·贫困文化与文化扶贫[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2000, (3): 68-73.
[9]新华网·国务院扶贫办主任:今年减少300万绝对贫困人口.
[EB/OL]·http: //www·xinhuanet·com /politics/szkx·htm·2007-01-25.
[10]赵秋喜·谨防农村滑入文化性贫困的境地[J]·理论研究, 2003, (5): 6-8.
作者单位：山东财政学院 宁波市社会科学院 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政府 作者：靳卫东 吴向鹏 张柏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