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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扶贫的发展过程和历史价值

加入时间：2011-4-6 　来源：《福建论坛》2010年第3期

     摘要：通过文化扶贫提高人的自身素质，从而实现脱贫致富。安徽省从试验点到全省推广，经过几年实践证明，文化扶贫是一种有效的扶贫开发方式，也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效形式。

     关键词：文化扶贫；实践推广；物质扶贫；过程与价值

     贫困，绝不仅是一种自然现象，亦不单是一种经济问题，更主要的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它不仅与自然环境、自然生态有关，而且与人文环境或人文生态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这也就是说，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价值观念及其生活方式，以及一个社会的文明开化程度，从更深层次上决定着人们是否贫困的命运。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贫困不仅仅是物质资源的贫困，更是社会文化资源的贫困，即知识、信息、观念和社会心理等文化性贫困。对于贫困的农民们来说，如果最终不全面地改造他们的贫困文化，特别是那些有害的“心理菌素”(mentalvirus－es)、陈旧的观念和落后的价值观，就不可能有贫困地区真正的发展。

     西方一位著名学者塞缪尔·P·亨廷顿曾经说过：“人类越是发动对其古老敌人———贫困和愚昧的战争，也就越是发动了对自身的战争。”贫困和愚昧仿佛是一对孪生姐妹，只有一种天然的共生关系。但是，可能正是由于二者之间是“天然”的关系，人们往往却忽视了这层关系的存在，以及这种关系本身所蕴含的深刻的含义。因此，通过文化扶贫提高人的自身素质，从而实现脱贫致富，建设文明的新社会就是一个天经地义的道理。中国正是走—条从“输血”扶贫、“造血”扶贫到文化扶贫这条越来越宽广的道路。
现在终于可喜的看到文化扶贫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中央1992年成立了文化扶贫委员会，作为文化扶贫的发源地，安徽省人大2001年通过的《安徽省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已将文化扶贫与开发式扶贫作为扶贫攻坚的两大战略决策。正如当时安徽省人大主任孟富林所指山的：“文化扶贫是我们扶贫工作从‘输血’扶贫、‘造血’扶贫到‘树人’扶贫的新发展。贫困虽然表现为物质的匮乏，但其根源却是精神的匮乏、智力的匮乏、信息的匮乏，总之，是文化的匮乏。提高人的素质，依靠开发人民群众的智力资源，使他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如此，才能实现摆脱贫困走向小康的既定战略目标。”

一、文化扶贫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到实践检验

     1985年一份题为《迅速组织一支开发贫困山区的智力大军》的建议材料，刊登在《安徽情况》（1985年1月7日增刊第3号）上。这份建议总结了我自1980年以来在大别山区调查所提出的智力扶贫思路。由于获得时任安徽省委常委、省人民政府常务副省长的苏桦同志的支持和推荐，当时安徽省委采纳了这个建议，部署了一系列智力扶贫的措施。

     1987年12月17日，我向省委书记卢荣景提交了《以文扶贫，综合治理———对一个山区贫困乡的脱贫方案》。卢荣景同志当即批示：“很好。原则赞成，建议具体实施方案由县委讨论”。

     1988年4月，春寒料峭，我来到大别山腹地岳西县莲云乡蹲点，定期一年。我一面组织实施扶贫方案，一面进一步研究文化扶贫。这个方案是我从1980年开始对大别山贫困问题潜心研究的结晶。它以提高人的素质作为打开贫困地区恶性循环这个怪圈的突破口，大体包括四个部分：一是扩大文化教育的投入量，着力提高人的素质（文化改革）；二是因地制宜，发展本地经济（经济改革）；三是在乡村革除传统陋习，大力提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社会改革）；四是根据国家有关法律，对基层组织进行民主选举，提高基层干部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政治改革）。

     为落实这一方案，我立即着手建立三块文化扶贫基地：第一块基地是科技图书室。该图书室拥有一套录放像机、26种报刊杂志、4100册图书（其中科技类书占55%，文艺类书占35%，政治类书占10%）。它成为当地农民学知识、学文化、学技术的重要场所。据统计，这个图书室每天接纳读者40余人次，许多农民从这里学到了一技之长，成为发家致富的能手。第二块基地是在全乡7个村设立35个阅报栏，及时将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时代信息、科技知识和各种文明的道德规范传递到封闭、穷困的山乡。35个阅报栏成了35个微型阅览室。有位农民原来养蚕不得法，自从在阅报栏上学到了养蚕技术后，1991年春天养蚕收入就达4800元。这一小小的阅报栏，使当地农民的视野开阔了，思想解放了，山村的精神面貌改变了。第三块基地是建立一个实用技术培训中心。这个中心按照农村与当地的特点，举办各种科学种田、发展经济的培训班，为农村培训了大批科学种田生产能手和脱贫致富的技术骨干。许多人从这里学到一技之长，很快走出贫困。培训中心还采取定点与巡回教学的方式，下乡放映实用科技录相带，宣传、推广农村实用科技知识，被当地农民称为庄稼人的学校。以上三块基地，费用很少，但收效却很明显：该乡很快形成一批拳头产品，如茶叶、蚕桑、药材、食用菌、禽畜和蔬菜等，其中食用菌、蚕桑、大棚蔬菜等已成为岳西县重要的多种经济作物生产基地。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显著提高，人均收入从1987年的192元，上升到1994年的900元以上。莲云乡人正在越过温饱线，朝着小康迈进。经过一年文化扶贫的实践，文化扶贫思路逐步成熟了。

     1989年3月，我向省委提交了一年蹲点文化扶贫的工作总结，题为《扶贫扶人，扶智扶文———辛秋水一年蹲点归来的新思考》（刊登在1989年4月28日新华社《内部参考》和1990年第8期《乡镇论坛》上）。当时的省委书记、省长卢荣景看后批示：“莲云乡几项试验都是很有意义的。尤其是在偏僻贫困的山村，更显得紧迫和必要，这里能办到的，能办好的，其它地方也可以做到。”这个批示预告了文化扶贫将在全省逐步推开，也表示了省委对这一工作的支持是十分坚定的。

二、文化扶贫由点到面的推开

      1992年7月17日《安徽日报》在头版头条显著位置报道了《扶贫扶人，扶智扶文，省委决定推广莲云乡经验》，内称：“走发展农村科技文化扶贫之路，从提高人的素质起步，这一‘扶贫扶人，扶智扶文’的新思路，在岳西县莲云乡经过4年实践，已证明是有效的，成功的。省委日前决定，在嘉山、歙县、岳西三县（后来又增加了霍邱、青阳、亳县三县）进行推广试点，发展农村科技文化，从提高人的素质起步。”《光明日报》就安徽省委决定推广莲云乡的扶贫经验一事，作了题为《辛秋水扶贫摸出新路子，安徽决定推广农村科技文化县试点》的报道。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在莲云乡开展的文化扶贫，是在不开小灶、不受任何特殊待遇的情况下，仅仅靠以上三个文化扶贫基地，使这里的社会经济发生明显好转的。实践证明文化扶贫这条路走对了。对文化扶贫的推广，省委宣传部、省社科院、省文化厅做了大量工作。早在1991年11月15日，省委宣传部向省委负责同志报告全省若干县市的农村推广文化扶贫的试点工作，并作出了具体安排。

      1992年2月20日，省委宣传部又分别给滁县地区、黄山、安庆市委发出通知，要求嘉山、歙县、岳西三县选出若干乡镇进行文化扶贫试点，落实省委的决定。经过上述三年扩大试验，更进一步肯定了文化扶贫在全省推广的必要性。遂由省委宣传部向省委写出报告建议在全省推广文化扶贫。并将这一工作移交给省文化厅负责。各试点县的县委、县政府和宣传部、文化局对这项工程热心安排、精心组织，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为促进文化扶贫，省委宣传部于1994年10月下旬和1995年10月下旬分别在岳西县和亳县召开了试点经验交流会。通过交流，各县市的文化扶贫又有了新的发展。

      3年文化扶贫的试点，效果很好，促进了当地两个文明建设的发展。实践也进一步证明，文化扶贫的意义，绝不仅限于“扶贫”，还在于它是富农的大计，是发展农村文化教育，奠定现代化基础的大计，是农村两个精神文明最好的结合点和生长点。正如1995年卢荣景在岳西县莲云乡视察工作时所指出的那样：“莲云乡以文扶贫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给莲云乡的社会经济和群众精神风貌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这是一项重要的基础工程，非抓不可。”

      莲云乡文化扶贫的星星之火，首先点燃了6个县10个文化扶贫试验点。1996年10月19日，省委书记卢荣景在全省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指出：“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因此，狠抓科教扶贫，提高人的素质，是扶贫开发的治本之举。”“文化扶贫已在我省搞了10年，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并积累了一些经验。这是一项基础性工程，对提高人的才智，开发资源，创造财富，加速脱贫步伐很有意义。各地要结合贯彻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的精神，广泛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大力抓好文化扶贫工作。县、乡应建立综合性的文化馆、文化站。有条件的村也可以建综合性的文化站，也可利用现有小学的力量一起办。”1996年10月6日，中央电视台专程赶到安徽报道岳西县莲云乡文化扶贫工作。省委书记卢荣景接受记者采访时，再次指出：“文化扶贫在安徽省已经搞了10年，出现了显著成绩，并积累了一些经验，正在向全省推开。这是继农业生产实行‘大包干’以来，安徽省的又一创举。”这是省委全面肯定莲云乡的文化扶贫方式，并向全省推广动员的号角。

      为总结和交流经验，进一步推动文化扶贫，安徽省社会科学院于1996年11月28日召开了“文化扶贫与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研讨会”，60多名专家和有关方面人士出席了会议。省委书记卢荣景为会议发来了贺信，省委副书记方兆祥作了书面发言，给文化扶贫以很高的评价。文化扶贫虽然是我首先提出的，但是，它的推行及发展是与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和组织分不开的，与广大农民的真诚参与分不开的，也与社会科学界和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分不开的。可以说，文化扶贫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干部与群众、社会科学研究者与实际工作者共同努力的结果。这次研讨会，认为文化扶贫有“三个开拓”的评价，给我以深刻的印象：一是突破了原有“输血”式扶贫与“造血”式扶贫的框框，开拓了“造人”或“树人”的扶贫新路；二是在农村引进“组合竞选制”的民主选举，对农村社会改革与体制改革具有开拓性作用；三是建立社会科学研究试验地，把社会科学放在可实验的层次上，这在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上，是有开拓意义的。文化扶贫的实际效果以及理论界的评论，展示出文化扶贫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其意义在于它能造就一代新型农民。这不仅适用于贫困地区，即使在发达地区，乃至在城市，提高人的文化素质也都是永不歇笔的重大课题。

三、文化扶贫的前瞻与体会

      当人类把探索的目光投入21世纪人类生存与发展未来的时候，贫困仍旧是困扰着世界的问题。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贫困的重点主要在农村，农村贫困问题是关系到构建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当前，文化因素已成为贫困农村发展的“瓶颈”。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文化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但贫困农村仍旧存在着农民受教育的时间短，文盲、半文盲数量大，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思想观念保守落后的状况。这种落后文化状况的存在是有其深刻的传统根源的。

      在中国，尤其是在中国偏僻而贫困的农村，传统的思维方式使农民的思维还没有跳出等级的、宗族的、人伦的社会关系之网；以义利观为核心的观念，使农民在义与利的选择上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趋势；陕隘的农耕文化造成了许多农民墨守成规、固守田园、缺乏竞争开拓精神。贫困农村存在的文化贫困根源，是导致贫困的深层次原因，所以扶贫也应该从文化扶贫入手。文化扶贫要通过提高贫困农民的整体素质，以提高其挑战贫困，抵制贫困的能力。

      然而从我国扶贫历程来看，主要存在着如下几点不足：一在扶贫方式上，重消极给予，轻积极扶持。二在扶贫效果的评估上，重经济效益，轻社会效益。三在致贫原因的认识上，重环境决定论，轻人力观念。四在扶贫主体上，重国家、政府帮扶，轻社会、市场救助。在文化生产力迅速崛起的今天，面对着农村文化贫困的状况，文化扶贫显得十分必要与紧迫。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都对人的素质提出了挑战，坚持以人为本。随着我国建设的战略转移，西部大开发已经拉开了序幕，然而这一过程遇到的最大难题将是人口素质低下。文化扶贫不仅仅对贫困农村意义重大，对广大农村，整个中国来说都具有重大经济与社会意义。

      文化扶贫是一项系统工程，它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和配合。第一，应该根除农民头脑中的陈旧观念，夯实脱贫与发展的基础。不破除贫困农民头脑中的陈旧观念，现代意识就不可能树立起来。首先，对贫困地区的干部提出要求，应该把文化扶贫摆到重要的位置上来；其次，弘扬农村优秀的传统文化，剔除糟粕，高扬时代的主旋律，重塑农民的价值观。

      第二，促进贫困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首先，要求贫困地区的各级领导干部要转变观念，切实落实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其次，在加大普及基础教育，提高广大贫困地区整体科学文化素质的同时，要不断加强成人教育、家庭教育；再次，在学校教育中，应该改变传统的课程设置，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提高贫困地区学生的综合能力。

      第三，加强贫困农村文化“硬件”建设，丰富农民群众的业余生活。首先，要重视农村文化阵地建设，抓好设施、人员、经费、活动“四落实”；其次，要发动广大群众，精心组织群众文化活动，破除封建陋习的影响，树立现代的生活意识。多年的实践证明，把贫困地区干部群众的自身努力同国家的扶持结合起来，开发当地资源，发展商品生产，改善生产条件，增强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这是摆脱贫困的根本出路。文化扶贫是农村扶贫最佳途径和合理模式，不但有益于我国扶贫工作的改进，有益于贫困地区的自我发展，加快这些地区的脱贫致富，而且还有益于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以及农村社会的全面进步，促进农村社会的现代化。文化扶贫不仅是农村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生长点，也是二者的有效结合点。文化扶贫是一种有效的扶贫开发方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贫困人口从原来的2.5亿锐减到2165万。在中华大地扶贫大业的交响乐中，安徽是占有很大席位的。继农业“大包干”以后，安徽首先提出了农科教思路，接着又在岳西县莲云乡最早开展了文化扶贫试点。继之，把莲云乡的成功经验向不同区域、不同条件、不同典型的10个点进行推广，试点成效显著。文化扶贫抓住贫困问题的根本———人口素质———做文章，扶贫扶人，扶文扶智，从而增强脱贫致富本领，开发资源，创造财富。从安徽省的文化扶贫实践看，它是贫困地区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有效扶贫开发方式。它不仅是现阶段扶贫的上策，也将是农村下个世纪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良方。

      文化扶贫是物质扶贫的延伸与发展。20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家对贫困地区开始实施扶贫工程。随着时间的推移，扶贫从最初的道义扶贫发展为一种制度。由于对贫困地区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因而扶贫表现出了阶段性，但无论是“输血”式扶贫，还是“造血”式扶贫，作为单纯的物质（经济）投入来说，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弊端，客观上影响了扶贫的效果。如“输血”救济，不仅资金不能很好地发挥效益，而且助长了农民两眼向上的依赖思想；“造血”扶贫抓项目，办企业，由于把着眼点仅放在物质上，忽视了项目操作的主体———劳动者———生产力最核心的因素，结果因为劳动者的素质不济，因为管理等“软件”跟不上，许多项目都失败了。这在涉及千家万户的种、养、加工业和有规模的乡镇企业中累有表现，比例很高。在这种情况下，文化扶贫———塑造新型农民（与项目相适应的劳动者）的“造人”工程出现了。文化扶贫就是在总结以往扶贫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物质扶贫深入发展的结果。

      文化扶贫同物质扶贫相互补充，并为物质扶贫提供条件。文化扶贫直接对象是贫困主体，着眼点是贫困主体素质的提高。通过文化扶贫，贫困地区农民开阔了视野，增强了致富本领，同时其经济项目的运作能力、民主法制政策能力和市场经济适应（生存）能力都有较大提高，从而在农民素质提高的基础上，激发了农村社会的内在活力。从文化扶贫的产生和作用看，文化扶贫同物质扶贫关系密切，相辅相成，是一个系统工程。物质扶贫是扶贫的基础，文化扶贫是物质扶贫的延伸和发展，并为物质扶贫创造良好的条件。落后地区在扶贫攻坚中，必须把物质扶贫和文化扶贫结合起来，实施大扶贫，扶贫才会有力度，扶贫工作才会出现良性循环，贫困地区才能实现持续发展的目标。文化扶贫也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效形式。

      20年来的实践也证明，文化扶贫的正确实施，同样有利于农村特别是贫困落后地区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我国是农业大国，8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他们的思想、道德、教育、科学和文化水平如何，不仅关系到农村本身的精神文明建设和奔小康进程，而且还直接影响到全国现代化宏伟战略目标的实现。因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尤其是贫困地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就具有十分重要作用。在广大贫困地区开展文化扶贫，对此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深远的作用。

      （作者简介：辛秋水，安徽省文化扶贫与村民自治研究实验中心主任、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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