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农村贫困  恶性循环  反贫困对策

    贫困是一种与人类发展进程相伴生的社会现象，在当今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国际社会从未放弃缓解贫困乃至消灭贫困的努力。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不论是在高度富裕的发达国家还是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依然没有真正解决贫困问题，从贫困发生的地域范围看，前者以城市贫困为主，后者以乡村贫困为主。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贫困和发展是困扰中国农村的两大难题。

农村贫困是当代中国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城乡二元结构使得中国长期饱受农村贫困问题的困扰。从新中国建立到1978年近30年间，由于经济基础薄弱和“左”倾思想的影响以及农村人民公社生产组织形式造成劳动生产率低下，农村生产力极不发达，1978年农村处于绝对贫困状态的人口高达2.5亿。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采取一系列反贫困措施，到2008年，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减少到1300万人，绝对贫困发生率从30.7%下降到2.1%。

    勿庸置疑，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的规模和速度，以及中国的减贫成果对世界反贫困的贡献都是令世人瞩目的。但是，我们也必须正视，农村贫困仍然是当代中国的一个十分严峻的现实问题。由于实行新的扶贫标准，扶贫对象范围也相应扩大。2008年底，我国将绝对贫困标准与低收入标准“两线合一”，对低收入人口全面实施扶贫政策。2009年，扶贫标准从1067元上调到1196元，据统计，2008年在新扶贫标准以下的扶贫对象为4007万人，反而比2007年增加了2528万人。尽管2009年中国提高了扶贫标准，但与世界银行推荐的日均消费1.25美元的贫困标准相比差距极为悬殊，如按照1：4的购买力平价，大致相当于年消费1825元人民币，而中国官方现行扶贫标准只相当于国际水平的65.53%。据《中国青年报》2009年4月9日报道，按照国际标准计算的中国贫困人口数在国际上仍排名第二，仅次于印度，农村贫困人口占中国贫困人口的90%。2009年12月18日，温家宝总理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领导人会议上提出，按照国际标准中国还有1.5亿农村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农村贫困人口数量之大和贫困程度之深令人震惊，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的穷人却更加贫穷了。2009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75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153元，绝对差距从2000年的3748元扩大到12022元，首次突破1万元。

    但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尽管中国的农村地区更为贫困，“整个国家高度分权化的财政体制却持续地偏向城市”。有研究指出，表面上看，2009年城乡收入差距为3.3:1，但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的住房、公费医疗和实物收入等，再扣除农民收入中不可交易的实物性收入以及农民收入中要用于第二年的再生产资料，城乡收入差距将扩大为4倍多。综上所述，无论从数量比例还是从贫困程度上看，中国贫困都以农村为主体和重点。

中国农村“贫困恶性循环”的怪圈

    早在上世纪中叶，研究发展问题的经济学家就创立了一系列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具有代表性的有：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纳尔逊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莱宾斯坦的“临界最小努力”理论和缪尔达尔的“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前三位学者从不同角度揭示了资本不足与经济发展停滞的恶性循环关系，但是这些理论“唯资本论”烙印过重，夸大了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容易忽视其他因素对经济的推动作用。相比之下，缪尔达尔的“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分析更为全面透彻，他探讨了阻碍经济发展的各种制度性因素，精辟分析了“经济的、社会的和制度现象的内在依赖性”，指出经济发展是由制度、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多因素决定的，多种因素相互影响、互为因果，呈现“循环积累”的发展态势。

    缪尔达尔的“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可以用来解释中国的农村贫困。中国维护城乡二元结构的政策体系派生出一系列不合理的制度安排，为农村发展创造了一个不公平的起点。例如二元户籍制度强化了农民与城市居民身份的不平等，享受的国民待遇也不一样。正如世行指出的“整个国家高度分权化的财政体制却持续地偏向城市”，在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的提供长期被忽视，出现了具有“非排他性”的公共产品在现实中对农民的排斥的怪现象。家庭承包责任制条件下的小农经济模式，也不能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产业化规模经营的要求。城乡就业管理制度不完善，市场就业服务体系不健全，增加了农民转移就业的难度。农村金融制度呈现二元性特征，金融机构商业化色彩越来越浓，从“济贫”转向“援富”。

    制度缺陷使农民失去了与城市居民平等发展的机会，导致经济贫困、文化贫困与生态贫困并存且相互影响并“循环积累”，此恶性循环过程如下：农村人口受教育程度低，卫生健康状况差，思想意识和观念陈旧，超生现象严重，人口质量下降，劳动生产率低下，科技利用率低，造成经营的粗放，引起产出增长停滞甚至下降，产生经济贫困。农民为了维持生存，又过度开垦，甚至在农村某些地区出现了“越贫越垦，越垦越贫”的现象，造成生态贫困，结果导致水土流失庄稼反而欠收，低产出又造成低收入使经济贫困恶化。在贫困环境中，又加剧了贫困阶层的文化贫困，主要表现为文化教育、道德水准、社会风气、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的落后，政治参与意识淡漠和政治参与能力不足，文化贫困又会使人口质量继续下降，劳动生产率低下，进一步加剧经济贫困和生态贫困。在“循环积累”规律的作用下，贫困代际遗传，如果没有外力界入的话，农村只能在贫困陷阱中挣扎。

打破恶性循环，跳出贫困陷阱的对策

    消解制度贫困。农村贫困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制度不足，因此要破除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消解制度贫困。改革户籍制度，逐步取消农业、非农业户口的二元户籍性质；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加大对农村的转移支付力度，尤其是农村医疗、卫生、交通、教育、培训、通讯、水利、社会保障等方面，为农村提供较为充足的公共品，从制度上创造出适宜农民增收的条件；建立城乡统筹就业制度，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互联，对城乡劳动力实行再就业和培训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建立和完善土地流转制度，保障农户的土地流转收益；改革金融制度，探索以农村信用合作金融为主题，商业金融与政策性金融分工协作，民间借贷为补充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开办小额信贷业务，推广农户联保贷款，完善贷款抵押担保机制，建立农村信用保障和政策性农业保险体系。

    根治经济贫困。针对众多农村人口拥挤在有限的耕地上、人口严重压迫生产力的事实，必须使更多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小城镇可以有效吸纳转移出来的农村劳动力，小城镇的文化、风俗、观念等与农村比较接近，转移就业成本和生活成本较低，因此要通过建设小城镇，发展二、三产业以吸纳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另一方面，要发展农村经济，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优化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增强农业的市场竞争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扶强扶大农业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鼓励龙头企业采取股份合作制成立土地合作社吸纳农户土地入股；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组建农产品贩销户行业协会，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研究开发、引进、繁育新品种、发展“名特优新稀”农产品，建设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园区，提高产业化科技水平。

    缓解生态贫困。首先要控制农村人口数量，缓解人口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压力。其次，按照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发展生态产业。生态种植业要从改变耕作方法和改良土壤入手，采用节水技术，减少农业面源污染；生态林业要推广有机无机复混肥料，减少速生树木对土壤造成的破坏；生态畜牧业，要改良和开发草地，种植人工牧草，增加土壤有机质，改良土壤结构，在追求植物资源循环利用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促进农民增收；生态渔业要和种植业连成一体，用各种人工牧草组合或发酵而制成的饲料喂鱼，减少养鱼业对水源和环境资源的污染。此外，生态农业的发展要延长农产品的深加工和精加工产业链，与生态农产品加工业紧密相连，控制严重污染环境的工业项目，实现农村工业的清洁生产。

    消除文化贫困。“治贫必先治愚”，消除文化贫困，根本出路在于向农村输入新的文化、知识和价值观念，让农民了解技术信息，降低新技术对农户的不确定性，减少主观风险。建立稳定的农村文化投入保障机制，实现“县县有图书馆、文化馆，乡乡有文化站”的目标。实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加快构建乡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鼓励农民开展形式多样、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使农民群众真正成为农村文化建设的主体。引导社会力量捐助农村文化事业，开展文化对口支援活动。发挥城市的文化优势，建立从城市到城镇再到乡村的梯次辐射机制，带动农村文化的有序发展。农村蕴涵着丰富的文化资源，要引导城市文化产业到农村寻找新的突破，开辟新的文化市场。通过城市辐射、城乡联动、成片开发共建，逐步缩小城乡间的文化差距，形成具有时代特征和区域特色的文化新形态，从整体上提高农村贫困群体的素质，消除“文化贫困”对经济发展的“壁垒”。  

    （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学院资源与环境管理学院）